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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的看客们:从冷漠自私到冲动偏激(选自《
发布时间:2019-11-12

  原标题:围观的看客们:从冷漠自私到冲动偏激(选自《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董娜/著)

  注:由于校对疏忽,我们在2019年11月7推送的文章标题有误,为此给作者及读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在此将正确内容重新推送。

  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再次使用了多重聚焦的叙事手法,实现了重复叙事具有的伦理表达效果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社会里人们的围观现象进行了呈现。在这部小说中,围观主要以两种形式发生:一是网络围观,二是现实围观。

  他们的“围观”是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畸形增长的表现,是对“积极自由”的过度强调和对“消极自由”认识不足的后果。虽然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他们的“积极围观”与鲁迅批判的麻木、冷血的“消极围观”对社会、对“被围观者”造成的结果或影响却同样是负面的。

  本文作者:董娜,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汉学研究博士。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担英语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事学、英语教学,在国内各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如. 《论中性的叙事结构与技巧》,《从伦理学角度解读秀拉中的两性关系》,《尤金尼德斯中性中的叙事行为分析》,《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文学叙事研究管窥——以文学评论杂志为考察对象》,《一把双刃剑:严歌苓小说中的复合叙事框架》,《她向英语世界这样介绍中国——分析严歌苓小说赴宴者的叙事伦理》等等。其学术著作《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在2018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梁启超早在1900年就撰文批判过中国社会中麻木、冷血的“旁观者”们。鲁迅在1922年写的《〈呐喊〉自序》中论及“愚弱”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表达出对不觉醒的国民之忧虑。在192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示众》中,鲁迅开始着力刻画中国人乐于围观的秉性。这篇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设计、清晰的人物塑造,以纯粹的场景描摹的形式对各色“看客”进行了粗略的观察和简要的勾勒。这一叙事方式本身恰能够形象地表现这些“看客”的实质:他们乐于看”,并非因为某种特别的原因,“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王富仁,1986)。

  自鲁迅后,喜做“看客”、乐于围观的秉性成为中国人典型的特征之一,被许多文学创作者加以利用、渲染。在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这一特性不但在文学领域内受到关注,也成为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家们研究的内容。严歌苓的小说对中国人制造出的“围观”现象也有所表现,在真实刻画“围观”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变化的同时,也生动展现出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构成《白蛇》文本的三种“版本”中,“民间版本”包含着两种性质的叙事:一是孙丽坤事件在人民大众间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话语层面上的叙事,这主要出现在第一个“民间版本”的前半段;二是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孙丽坤的民众,包括女专政队员们和建筑工人们,从自己的视角对她进行观察得出的结果,这部分叙事占据了几个“民间版本”的主体。这两种叙事表现出的都是民众的“看客”或者说“围观”行为。

  除了《白蛇》以三种“版本”的形式表现中国人的看客习性外,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再次使用了多重聚焦的叙事手法,实现了重复叙事具有的伦理表达效果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社会里人们的围观现象进行了呈现。在这部小说中,围观主要以两种形式发生:一是网络围观,二是现实围观。

  在构成这部小说的二十九章中,共有八章是以“网上新闻”“网上消息”或“网上评论”等形式呈现的内容(其中第十章中的一部分为“网上传闻”)。这八个章节最根本的目的是提供超出当事人感知能力的信息,表现非当事人对核心事件的看法——这些人当中有的与当事三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如班长杨晴、刘畅的朋友马莉等,有的是不知名的完全置身事外的记者和网民。这些章节的内容一方面能够与以其他三种叙事方式揭示出的信息形成呼应和补充,从而令读者对整个事件产生更全面、细致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当事人和其他人物的观感之间制造出一定的差异。从本质上说,这些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评论者都在“围观”这次事件的发生,细究这部分叙事,可以发现其描绘出的两种形式的“围观”。

  对核心事件的网络围观者主要包括“网上传闻”“网上新闻”的作者和发表评论的网友。由于自身与核心事件距离较远,与当事人物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叙事中没有特定的情感或利益因素,做出的评判、发表的意见也都是基于自身观念做出的。这些人“围观”这一事件的动机,是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例如,第十二章“网上传闻”的作者就对刘畅在马莉和丁佳心之间选择了后者感到不解,在尝试从心理学角度(俄狄浦斯情结)和现实因素(高考前的高压)中寻找合理解释未果后,发出质疑:“这位女老师到底使出了什么手段,把两个男孩迷惑到丧失正常心智、丧失道德的程度?并且这位叫丁佳心的前班主任早已过了女子最动人的年龄,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魔女呢?”在第二十二章中,网友们在读过关于刘畅父母主动要求给邵天一的父亲治病的新闻后发表了一面倒向后者的评论,支持邵天一父母决绝的态度。

  与其他章节的内容相联系,2017下半年河北学位英语考试成绩查询时间及网站,不难发现,这些“围观者”的见解中存在误区(认为丁佳心使用了某种手段迷惑两个男孩),也难免存在一定的个人偏见(对刘畅父母举动的批判中或多或少掺杂着个人仇富的心态)。因此,尽管他们发表言论的出发点是“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章睿齐,2012),没有个人私利的因素,却因为缺乏探究问题实质的能力以及“独立的批判精神与审慎的参与态度”而难以产生理性的公共舆论”(王君君,2014)。丁佳心最后的被殴致死不能说与这些“围观者”们制造出的社会舆论没有丝毫干系。

  除了“网络围观”外,来自网络的新闻或传闻中还塑造出另一群现实围观者,那就是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观察到的聚集在当事者亲属身边的人们,主要是邵天一父亲的众徒弟及其“家属”。

  在第二十二章中,一位网络记者在邵天一遇害一周年之际前往邵家进行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与病中的邵父和伤心的邵母相比,“屋子”“围着两张桌子在打麻将”的“邵师傅的徒弟,以及他们的家属”显然要活跃得多。记者询问的内容主要涉及邵父的病情和他们对此案的观感。从邵父、邵母的话中,读者可以了解到,正是邵天一独自在家遇害的那一天,邵父查出了肝癌。对此,徒弟们马上表达出异议:大徒弟立即纠正记者的结论,坚持邵父的病是“为儿子伤心伤出来的”,也是“给生气气出来的”。谈及丁佳心时,在记者看来,邵母“还算冷静”,细述起邵天一对丁老师的好感,以及丁佳心对邵天的关怀。然而,邵母的话很快被打断。“妖精都表面上看着不错”;就邵师傅这帮徒弟,再加上徒弟的徒弟,一人一巴掌,都能扇死她”;“就给她扒了衣服裤子,羞死她”;“她那号人能怕羞?怕羞就不干那丑事了!扒下她衣服裤子,照样扇!”

  从这些围拢在邵天一父母身边的“旁观者”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看,他们对丁佳心的看法比邵天一的父母更加激进,愤懑之情更加强烈。在说到刘畅父母提出的赔偿问题时,众徒弟和家属们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应该接受赔偿。这态度和之前受到网友一致赞扬的邵母对赔偿的冷言相拒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之前他们对待丁佳心表现出的激愤形成反差。最后,随着记者采访的结束和告辞,“麻将牌哗啦哗啦的响起来,牌局恢复了”。

  邵父的徒弟和家属们没有表现出鲁迅所深恶的、仅仅喜欢“看”而已的“看客”们典型的麻木和冷漠。相反,他们表现出积极的关切,发表热烈的言论,并且真正将态度付诸行动—陪伴、劝慰邵氏夫妇乃至在为邵天一扫墓时群殴丁佳心致死。他们的表现与时代进步有关,是个人意识和参与意识同步增长的结果。虽然他们在“围观”的过程中的确获得了个人的快感,如消磨了日常生活中的无聊,获得了抒发自己仇富疾世的情怀的机会,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是以从中获利为目的,他们对邵氏夫妇的关切也绝非虚情假意。www.480478.com,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样因为缺乏“独立的批判精神与审慎的参与态度”而曲解了整个事件,并最终制造出丁佳心死亡的悲剧。

  他们的“围观”是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畸形增长的表现,是对“积极自由”的过度强调和对“消极自由”认识不足的后果。虽然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他们的“积极围观”与鲁迅批判的麻木、冷血的“消极围观”对社会、对“被围观者”造成的结果或影响却同样是负面的。从本质上,对于丁佳心,他们表现出的是《示众》《药》和《祝福》以及《檀香刑》等文学作品中的“看客”们更可怕的无情与残酷,因为这无情与残酷不仅是在积极、热情的态度和自恃正义的集体意识的矫饰下出现的,而且成为直接伤害“被看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强调社会互助、合作及和谐统一。社会主义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更是强调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杨孝志、阿米娜,2005),然而,中国人却从一个世纪之前的“看客”演变为今天的“围观者”,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显见的变化,其行为的本质却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心理学上看,“围观”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不同情景共同导致的复杂现象。简言之,则可将这一现象归咎到两个因由上:“人总是有好奇心的,而围观则是人们好奇心的表现,之所以围观,其实也是一种对群体的认同,一起去好奇,获得的是归属感,谈不上好与坏,只是一种人类心理的需要。”(章睿齐,2012)中国民众的“保守主义”导致了他们参与意识的薄弱,这在鲁迅的年代造就了麻木、冷漠的“看客”。

  在崇尚个人与自由的现代社会,虚拟的网络和集体主义意识又共同成为激进、莽撞的“围观者”的掩护。究其根本,传统儒家严格的“礼教”规制仅重视形式上的安定与安分,忽视了对思想深处的良知和爱的教育;新中国成立至今,理想导向力的式微令中国人因信仰的空白而缺乏有效的德性约束力。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共同造就了现代中国人喜好围观,却缺乏对“被围观者”的同情与理解,因而难以做出理性判断的特性。

  严歌苓显然对中国人这一源远流长的习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在《白蛇》和《老师好美》中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画。“看”与“被看”者没有固定的身份和情景规定,表现出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际关系的一面。通过对“看者”的冷漠和“被看者”的无助进行描写,严歌苓实现了对又一种人之劣根性的展现和批判。

  注:本文节选内容的格式与副标题由严歌苓读书会编辑,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大家留言。若有版权问题,我们将尽快纠正。

  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受到评论家和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深受读者的青睐,成功实现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结合。她的作品尽管题材丰富,时空跨度大,风格多变,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之欢喜、伤悲、愤怒、困惑,但始终都逃不出“伦理”二字所指向的范围。有人的地方就有伦理,何况严歌苓的小说注重表现人情、人心和人性。伦理研究是对严歌苓作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的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一环。

  严歌苓近四十年的小说创作生涯可谓“多产”。然而,对相关评论文章进行仔细梳理的结果表明,对于严歌苓小说进行的研究中,焦点文本高度重叠。换句话说,严歌苓的小说受到的关注程度差别明显...,评论者的目光最早是受到了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的吸引,...严歌苓的小说数量众多,若只局限于几个热门的文本进行研究,而忽视其他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恐怕会造成对她整体艺术性认识上的缺陷甚至偏差。

  除焦点文本高度重叠外,对于严歌苓小说进行研究的视角也比较集中,涉及严歌苓作品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女性、历史和文化等几个面向上展开。...对于严歌苓的女性观的分析,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女性人物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二是严歌苓女性意识的动态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仅以性格特征为依据对女性人物加以分类,或者仅仅抓住几个典型的女性人物为分析对象,恐怕会造成对严歌苓女性观的片面化解读甚至曲解。

  此外,严歌苓对历史的态度的转变在她的小说中有明确的体现,以往评论者往往只看到了变化中的一次转折,并未梳理出整个变化的历程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相较而言,对严歌苓小说的文化问题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成果比较全面、丰富。严歌苓是新移民中的一员、典型的留学生作家,她本身就具有对“文化认同”产生的焦虑,这必然体现在她的创作中。然而,严歌苓并不满足于在小说中记录、揭示新移民们所面对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她细致、大胆地对显见的文化对抗背后的问题本质进行剖析,将追问的笔触直抵主人公灵魂深处、人性幽微。

  严歌苓小说的叙事技巧和特征越来越受到评论者的关注。叙事学分析看似属于文本本体研究的范畴,评论者们往往将研究的结果停留在分析本身,将研究的价值局限在对文本的鉴赏和审美的领域(杨学民;姚晓南)。这些研究成果其实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叙事技巧的应用,归根结底,是为主体思想服务。形式终究要回归内容。...每一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其实都肩负着实现作者伦理思想传达的任务。从作者对叙事技巧的选取和应用中可以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伦理诉求。

  严歌苓不是哲学家,也非伦理学家。因此她的观点不会以抽象、纯粹理论形式呈现给读者。读者只能从文本中的故事以及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中感受到隐藏其中的意涵,体会作者的态度和立场。这正是叙事伦理研究的本质,也是本书的旨在。

  本书研究涉及严歌苓迄今出版的中、长篇小说中的主体——24部作品,并将严歌苓的散文集和访谈记录作为参考资料,力图从被评论者们忽视的作品中探寻出有价值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焦点作品中找到新的闪光点。

  严歌苓在小说中表达出的伦理理念可被梳理为政治、文化、两性、生存和人际五大类。虽然在概念的界定上可能存在争议性的重合以及层次上的失衡,但是,由于她对政治、文化和两性问题的关注尤其密切、感触特别深刻,与理论性相比,本书将其与生存伦理和人际伦理相分离和并列具有更重要的实践层面上的意义。另外,严歌苓在创作素材选择上的集中性特征尽管不够严密,但是其中表现出的隐约的规律性变化可以为把握她伦理观念的整体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进行的叙事伦理分析不是“叙事技巧分析”和“伦理思想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将“叙”这个过程体现出的伦理意向和“事”中的伦理内容相联系,实现“叙事伦理”这一概念确切意义上的实践。本书还将尝试应用修辞叙事伦理批评的手法对严歌苓小说进行细致分析,这同时也是将这一手法应用于华文文学作品的大胆尝试。

  就目前看来,评论者们对于严歌苓小说伦理层面上的研究有的不全面,局限于某个题材或视角,有的得出的结论过于抽象、笼统乃至偏颇。本书对于严歌苓小说中的伦理意涵的呈现将更深入,不仅将挖掘出她对世界上纷乱关系的把握与见解,而且将追踪她在表达不同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对人之天性认识的结果。这将有助于实现对她立体化的认识。

  “比如在美国做一个作家,政治正确非常重要。现在我发现这也是一种束缚,一种不自由,一种极其不诚实的东西,我也要摆脱掉。”

  “我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影响什么,创作者想创作,是一种孕育和分娩的感觉。孕育成熟,你必须把它生下来。至于这个作品出来,它教育了谁,或者别人喜欢不喜欢,你真顾不上。”

  “我只对人物的命运感兴趣,人物的命运正好和民族的命运平行往前走,我也不回避当中遇到的运动或者灾难。那么就是看这会对人物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偏爱大的、史诗性的题材,我能够把自己对很多东西的看法,逐渐地编织进小说中去。我是躲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后面说真话的人,你们看懂了故事,就看懂了我的真话,我不可能比它更坦诚。”

  警察在受害者的身边找到她的手机,看见手机收到一连串短信,全是从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的

  当然,他是以现代人不承认的形式活着。他活着却不能向人们证实他活着罢了。他的感知到处都是,此刻的法庭大厅里飘的就有。

  难道人间的爱不亦如此?从来找不到一份完全对等的,对等的深,对等的美,爱和爱总是有些错位地存在,施与者和受与者从来感受的不是完全相同的爱。

  因为你毁了我爱别人的能力。你塑造了我爱的模式,你树立了我爱的信仰,同时你毁了我。你有多可怕你知道吗?

  代表作:《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赴宴者》《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散文集《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穗子的动物园》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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